“年捐百万”争议多 散财也要讲方法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孙艳芳 刘玫梅
实习记者 姜田双
6月16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共同发起一项“财富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活动，号召美国亿万富翁在生前或死后将至少一半的个人资产捐给慈善事业。据报道，盖茨与巴菲特表示，命名为“财富捐赠誓言”的劝募善款活动，初期将以列名《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前400名大富豪为主，未来将扩展到世界各地。
随后，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做出呼应, 提出亿万富翁的社会责任底线应为每年向社会捐款100万元，如此若能实现，仅仅亿万富豪每年就能够捐出来500亿来。很多问题都会在慈善活动中得到解决或者得到有效的缓解。
“财富捐赠誓言”在美国富豪圈掀起了轩然大波，王振耀的推波助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慈善圈内，同样激起巨浪。
学者直言
不可能人人都是陈光标
池子华
《公益时报》：关于亿万富翁年捐百万的说法，你似乎不太认同？
池子华：做慈善是自愿性的，不应该强制，重要的是那份心，钱多少不应该固化，不能用钱来衡量富豪们作公益的心。做慈善是他们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捐50万就不行了？
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慈善已成许多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家做慈善的方式不一样，不一定要说出来，企业家甘愿做慈善，不做什么誓言也愿意做。
盖茨和巴菲特做的很值得肯定的，但中西方国情不同，情况就不同，做慈善应该是量力而行，不可能人人都像陈光标一样，让每个富豪将财产的多少比例捐出来，这不大可能，操作性也不大。
感谢前司长王振耀的提议
宾语
感谢王振耀的这个提议。他把自己完全献给公益与慈善，才有底气提出这样的建议。虽说慈善不仅是钱，但慈善离不开有钱人。亿万富豪拥有着绝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财富，慈善需要他们的参与。富豪们应该懂得，做慈善是一种责任。
另外，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倡导在生前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能聚敛巨大财富的人，对财富的掌控和配置能力也一定超越常人，也极有可能高水平的运作慈善事业。
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倡导相比，王振耀的倡议不过是从健硕的牛身上拔根毛，其实就是拔上10根毛，牛还是那般的健硕，不会受到丝毫影响的。假如富豪们再去找这理由那借口，或者“不言不语，不睬不理，一毛不拔，守财到底”，就实在是太缺，当然，肯定不是缺财，缺什么自己去想吧。
慈善家回应
富翁做慈善缺少持续性
仲胡周
《公益时报》：您如何评价“财富捐赠誓言”的劝募善款活动？
仲胡周：是社会在进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回馈社会是责任也是义务，以他们的影响力会带动更多的富人关注慈善，关注平民生活，社会渐入良性循环的时代。
《公益时报》：中国是否可能以这种模式劝募？您会这么做吗？
仲胡周：对我国而言这种形式的捐助完全可行，关键是捐助后如何让这些捐助的款项真正实现价值，是每个捐助者的期望;如果慈善机构能把捐助工作做的更加细致，在我国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捐助。
《公益时报》：前司长王振耀针对此事回应称,中国亿万富翁应每人每年捐款100万元，您怎么看？
仲胡周：大部分的富翁们都在做慈善，但缺少持续性，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机构能延续下去，同时让捐助款更切实的帮助一些人或群体，受助政策更完善。那么，此举将带动更多的富商加入到慈善的队伍里来。
基金会心声
企业家作慈善不为宣传自己
王行最
《公益时报》：您对这次“财富捐赠誓言”活动有什么评价？
王行最：是个好趋势，不过这个“誓言”也有深层次原因，美国遗产税相当高，亿万富豪们愿意捐赠或作慈善活动。我们算过一笔帐，巴菲特给盖茨基金会捐了300亿，如果他把财产留给子女，上缴的税也差不多是这个数，所以美国的富豪们都纷纷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当然我们鼓励这种做法，“捐赠誓言”能让更多企业家加入到慈善行列来。
《公益时报》：关于亿万富豪年捐100万元支持慈善，您怎么看呢？
王行最：100万就不一定了吧，有些企业家是以亿在捐。比如曹德旺，他现在还在积极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这种做法还有很多。在中国慈善最重要的还是自愿，国家和舆论应该是激励和号召，不能用政策和法规去强制，这就违背慈善的初衷。
《公益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企业家是否需要这样的誓言来促进他们做慈善的行动？
王行最：现在中国许多的企业家作慈善都不是为了宣传他们自己，都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有的用语言在大小场合号召，有的通过身体力行给人们做带头作用，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是为了慈善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陈光标还不能和盖茨比
涂猛
《公益时报》：我国的基金会现在有能力组织这种类似的活动吗？
涂猛：基金会从法律意义上讲，充当的是受赠人的角色，除了接受社会捐赠外，还要选择公益服务的对象，并通过选择形成比较好的公益产品。某种程度上说，捐赠也是一种购买，购买的是一种产品和服务。但是要看到，受益人是一个生命群体，我们要根据受益人的需求，来提供和选择“产品”。比如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居住分散、学校实行集中办学，学生需住宿，尽管国家对学生实行了两免一补，但还是有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学生的生活费和住宿费，这就需要我们针对这一现象设计“产品”，让捐赠人来进行资助。
我觉得组织活动，公益机构首先是要主动做，再有就是执行。但现在，很多公益机构的执行能力是有问题的。公益机构承载能力不够，对于捐赠规模消化不了。比如汶川地震，很多公益机构的活动，在途中就把钱交给政府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执行能力和消化能力还不足。所以能否组织活动，执行能力很重要，这一点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
《公益时报》：首善陈光标说，他比盖茨更伟大，您是怎么看待的？
涂猛：陈光标是我们很钦佩的人物，但他的做法还值得商榷，与盖茨是不能在一起比较。把钱弄成一捆一捆的，捆成一堵墙，然后一个农夫给一千，他的这种做法是传统慈善而不是现代公益。如果盖茨的号召在中国都成了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慈善资源增多、受益人规模增大，但这个效果是值得去评估和考虑的。
从我们的机构来讲，我们还是把公益和慈善区别来看的，认为公益是慈善的现代化，公益和慈善比较有4个特别鲜明的特征，包括理性化、组织化、职业化、专业化。不是给了钱就完了的，里面有很多科学的方法。
官员观点交锋
资本家为富不仁 慈善仅是作秀
张小济
《公益时报》：您对盖茨的这次“财富捐赠誓言”有什么评价？
张小济：这是作秀，纯属个人作秀行为，富豪们做个誓言，说两句话，真正做到的有哪些呢？资本家都是些为富不仁的人。
《公益时报》：您认为这种劝募活动在中国实行的可操作性大吗？
张小济：这完全是作秀，千万不能认真，西方国家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美国的国情和中国的不同，他们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资本累积，提高长期生产的能力，这是企业的第一责任，做公益慈善是道德上的责任，但不是第一责任。捐助能帮助更多的人，但把更多的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才能让更多的人致富。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解决长期发展问题。
《公益时报》：前司长王振耀建议这些亿万富豪能不能每年捐出100万来支持慈善事业，现在是需要富人采取主动行动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
张小济：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政府和舆论没有必要吓唬企业家，过度地宣传会让这些人认为我们是在抢他们的钱，会造成资本外逃，捐赠这种事情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必要搞得像我们要瓜分他的财产。
此举可与百年前卡内基相媲美
郑远长
《公益时报》：您如何评价盖茨与巴菲特的“财富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的劝募善款活动？
郑远长：在我看来，这次的倡议行动不是心血来潮的临时之举，是两位全球最重要的慈善家几年来深思熟虑后的具体行动。他们已经在美国慈善圈内做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酝酿，这项活动表面上是倡导顶尖富豪们为慈善作出捐赠和奉献，其核心是再次在美国和全球倡导一种慈善文化，传播一种关于财富的理念和价值观，可以与百年前卡内基的名言“拥巨富而死是耻辱”相媲美。
能够把财富与责任、善行结合的行动，代表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必定会为越来越多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精英所接受，从而引领社会进步。而盖茨与巴菲特的倡议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行动。
《公益时报》：美国的那些富豪为什么会响应盖茨和巴菲特的倡导？您认为，他们是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吗？
郑远长：在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社会，积极向善的慈善文化与传统的宗教观念已深入各个方面，在追求财富、享受和自由，甚至在“资本”实现其不择手段追求高额利润本质的同时，社会对于财富的观念不断进步。卡内基的财富观念和慈善思想影响美国上百年，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单纯被称为富人或富翁是一种贬损的代名词，富人们更愿意被称为社会企业家或慈善家。
无数的顶级富豪其实很低调和平和，把财富传给后代的冲动很小，许多人早就认为让子女不劳而获是在加害他，更愿意培养子女的自我创业与发展。加上美国的遗产法在税收上的设计与严格执行，使盖茨与巴菲特的倡议能够容易在美国得到响应。当然，要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会是简单的事，因为多数财富是以各类金融产品和资产的形式体现，白花花的银子不是那么轻易能拿出。
《公益时报》：以您看来，中国是否可能以这种模式进行劝募？
郑远长：按照以上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盖茨与巴菲特的倡议更多是一种慈善文化与财富观的传播，不是一种单纯劝募，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在中国开展，而且更应该在国内传播和倡导，也希望中国的慈善家与慈善智库能创造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的慈善思想产品。
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缺少的将不单是财富，更多的是一种成熟、健康的财富观，以及社会公众广泛认可的慈善文化。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家(财富拥有者)或慈善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能为慈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不希望盖茨与巴菲特的倡议成为压力，而应成为巨额财富拥有者的动力与新财富的创造。
企业家暂时还没有这个实力
赵春生
《公益时报》：微软之父和股神共同发起“财富捐赠誓言”活动，您如何评价？
赵春生：我觉得至少中国的慈善家应该向美国学习，我们也支持这种行为。但这在中国不现实，我们的富裕程度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第二个，中国慈善刚刚起步，在2008年的时候有了一次爆发，有了慈善的热情和行为，但那是因为当时国难当头。因此只出现这么一次是不够的，中国的慈善公益还需要走较长的路。
《公益时报》：您是否认为，我国慈善家在公益活动中的目标不够明确？
赵春生：不够明确。由于社会的发展制约，好多人也是刚刚迈入富人的行列，对慈善的概念了解的不透彻，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对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
《公益时报》：您认为我国的基金会或者慈善家是否有实力组织类似的劝募善款活动？
赵春生：我认为暂时还没有这个实力，因为公益事业不是很成熟，整个信息不是很对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不太成熟。
《公益时报》：您认为我国的企业家转变为慈善家需要走多远的路？
赵春生：企业家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慈善家。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让企业家成为慈善家。参与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是多数的，但能成为慈善家的毕竟是少数。就如画画的人很多，但成为画家的是少数。
《公益时报》：王振耀曾建议中国的亿万富豪每年捐出100万来支持慈善事业，对此有人说他这是逼捐，对此您怎么看？
赵春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不是以民政部司长的身份了，也就是他讲的是个人的建议，并不代表机构的态度。当然，他的这个建议多少会对企业家在心理上形成一些压力。
《公益时报》：陈光标曾在玉树赈灾晚会上倡议中国企业家捐出净利润的50%，对此，很多人认为他是在做秀，对此，您怎么看？
赵春生：我是听过做秀的这个讲法。但是即使是做秀，也是好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做慈善，为什么不能让这样的做秀多一些呢？
《公益时报》：外界有对山西的煤老板“为富不仁”的说法，对此您怎么看？
赵春生：做为山西当地的一份子，我所看到的煤老板在慈善捐助上是非常积极。我所接触过的山西焦炭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多数煤炭公司，在国家出现困难时，都能站出来。我曾认识一位煤老板，他常年捐款，一直在行善举，但是从来不留姓名，不对外公开宣传。我觉得应该对这种不计功名的善举给予高度肯定。真正的慈善是不讲荣誉的，帮助困难的人，并不是救世主，因为慈善行为是在别人得到帮助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和宁静。
